在启于“魏晋”时期的“玄学”思潮影响下,而不断发展的文人士大夫艺术思想,实则归功于“老庄之道”的“精神还乡”运动,其带来了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的勃兴。黄老浮屠、清谈辩难、登山临水,以及歌舞诗文、书画茶酒,作为文人士大夫探求“玄理”,升华精神,净化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。
而其“澄怀观道”“技近乎道”的思想是文人士大夫艺术思想发展的直接催化剂。
明中叶嘉靖、万历年间,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,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壮大增长,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,而在思想上则出现了“天崩地解”的解放思潮,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,导致王阳明“心学”与“泰州学派”的出现和发展,以及禅宗的广泛盛行。
500多年前的社会是一个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、思想上均是十分开化的时代,是当下的我们不可想象中的开放,从嘉靖至明末的一百多年间,出现了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,兰陵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,以及天启崇祯年间的冯梦龙的《三言》,凌濛初的《两拍》,都相继问世,以及嘉靖年的《三国志演义》,《水浒传》,更是在当时就被列为禁书;仅文学角度上就可知在当时文艺思想上的开放程度。
而文人士大夫正是此中国文艺思想发展传承的主要群体,在“心学”、“禅学”影响之下,明朝时文人的思想解放更是文化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亮光。而也造就了文人士大夫们独特的审美眼光和精神思想,更形成了一朝之艺术风格取向:“高远简直”、“清真洒落”的禅风情调,“轻形似而重精神”、“安闲恬静、虚融澹泊”的文人审美,也化物无声地融入到了“明式家具”设计审美之中,而文人们对“书斋文化”的至情追求,更使“明式家具”成为颐养性情、呤诗作画、交友论道的整个生活居住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明式家具在当时的陈设场地,也必以文人书斋雅室为主场所,而能进入此私密空间的任何器物,必经过主人的精挑和细选,明中期的“斋头清玩、书画艺术、园林建筑”的发展是离不开此一特殊群体的推广与引导,在当时更形成了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“吴门画派”、“吴趣”、“苏意”、“苏作”的风格审美流派。
在工艺上并出现了“陆子风冶玉”、“鲍天成之冶犀”、“周柱之冶嵌镶”、“赵良壁之冶梳”、“朱碧山之冶金银”等名匠高手,在当时就已“物辄腾贵”。
而在经济发展、生活需要所应运而生的众多名匠的背后,均离不开当时的“文人雅士”们的身影,而明中期的“匠班银”制度改革,“匠奴”的人身隶属关系的改变,促进了民营手工艺的大发展,也形成了中国工艺文化大发展的历史高潮。
而明代家具的生产制造过程中不时地闪现的“主顾”的身影,在设计制造过程中,文仕们会时时地要求按他们的审美意愿与品味要求进行制造,工匠们更多的是在制“艺”上操作,而文人们更多的在“道”上把握,在匠人们同文人们这一特殊“顾客”的紧密配合,不断改进,在文人们的高要求下,才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及文人审美风格,进而推而及之地扩散到整个文人雅士群体中,也推至当时社会之上,渐渐地形成了一种“家具审美”风格,影响了明中晚期至清早期“明式风格”家具的大发展。
综上所述“明式家具”风格的成形,在审美意境取向上主要源于“心学”影响,造就了“简素空灵”审美风向,规划了明式家具审美走向,其中“文人”群体对“明式家具”风格的艺术形成则是其直接推手,若离开此一人群的需求与参与,也就不可能产生“明式家具”风格。而其发展也离不开当时社会经济,思想上的改革大环境。让今天的我们从内在思想、文化、环境、经济历史上去理解,发现明式家具设计背后的故事,可为我们传承发展中国的“明式家具”文化瑰宝而更好的前行。
吳騰飛
2017.6.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