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化的内容注解，历代以来均寄于器而传于世，赏于器而化于文。
无器不成文。文，只有藏于器方能留于世。中国传统家具就是反映中华文化的一大文器。
自中唐韩愈“古文运动”以来，中国的思想文化就产生了巨大变化，尤其是“援佛入儒”，由周敦颐、张载开先河，以程颢、程颐兄弟完善，成就于朱熹的新一代思想精神之集大成者宋代“理学”，影响至今，生生不息，脉脉流传，更影响了宋代三百多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等，诸多方面无不受其淋浸。
考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高峰“宋文化”，就不得不深究“理学”，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宋朝文化艺术上的发展源流与脉络。明朝承袭宋朝的思想精神，更在朱熹“理学”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另一高峰“心学”。王守仁此学的根本，在于理学中融入了禅学的精华，而禅学在宋明理学中找到了精神“寄体”。
宋瓷五大名窑，探究其设计源头，都内在思想都离不开“理学”精神，更离不开“禅意”。始于唐王维，成于宋而盛于元的“文人画”，更是“禅心墨意”。在中国传统建筑、园林、书法、绘画甚至日常生活的“诗酒茶花香”中，更是处处充满禅心思想。
明式家具虽成于明，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实则在宋。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，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禅宗艺术思想，如离开此就不可能有明式家具的风格概念，也就创立不了一代家具的艺术高峰。明式家具的产生，与“禅学”精神思想是一脉相连的。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器以载道”的直观呈现，红木家具自问世以来，就不断被人追索其作为“器”的架构与蕴涵其中的“道”的价值。其实，无论作为“器”，还是承载“道”，红木家具都有一套独立的标准。它兼容技术与文化，在其以实物为语汇的叙事系统中，隐含着以文献为语汇的叙事系统，包括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等等。明代以来，这两套叙事系统开始沿着共同的走向，向着丰满一途发展，并共同构成了自明代以来影响至今的红木家具设计标准，这些标准鲜明而丰厚，姑且称之为“六品”。
一、敬天化心
源于周礼的“敬天”，是指对昊天与神祇的敬畏；“化心”，则指改变心性。
敬天化心，就是用敬畏严谨的态度去学习与顺应自然规律，并用其指导改变人之心性，改造万物之性。这是对世界万物最高精神境界层面上的理解。
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一阴一阳谓之道，循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中国文化本质上是“重生”“乐生”的，直接体现为敬重自然万物，顺应天道之律，遵循地道之成，恪守人道之礼，方能刚健中正，从而令生命无穷无尽，生生不息。亦能于此中化物归心，寄情于思，在创新思维上走进自然之道。
“道法自然”乃中国文化之最高化境，而此境最关键在于“化物心”“敬天心”。心乃万物之本之根，心生于万物，心即“天”，心即“一”，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。
敬天化心，是创新的自然之法，也是设计者思想、精神、灵魂所在。它之于设计，犹如溪水之于源头。
二、承文载道
古人在制器时，首先关注的不是器形之有形固定之结体，而是先行领会所制之器具需要传达的意义、思想、本原，并在制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融入其中。
因此，设计师在创作时，首先考虑的是要表现作者的思想，以及达到那一层面精神寄托的要求。只有“意在笔先”“胸有成竹”，方能挥洒自如。
我在设计“竹林七贤”时，首先确定的立意便是“七艺”：画、禅、棋、诗（思春）、琴、博古、香。而此“七艺”的先行立意是创作前的根本出发点，而绝不是在作品完成后再去补充内容。否则，就无法达到“承文载道”的目标。
承文载道，所承的是传统文化之“生活艺术”，所载的是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之道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诸多文人创作并遗世的精神作品，在诗词中尤其得到充分体现。“大漠风尘日色昏，红旗半卷出辕门”，点出了王昌龄行军途中感受到的“雄浑”，“雄浑”就是他在作此诗时的主观出发点。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道出了他所体悟的禅道之“平和恬淡”的意境。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，是其“顺其自然”生活态度的自然表现，可谓随手拈来。
我们在赏宋瓷、品元“文人画”，或在“品茶”“闻香”“观花”之时，均能发现充溢其中的心境。此心境，就是对此的个人感受，甚至在此过程中“感悟人生”“观睹净土”，成就一件优秀的作品。
优秀的作品不仅仅是给观者一件器具而已，这只是表面；更让其感受到作品的内在思想，并让其产生精神上的改变。这就是设计中的“承文载道”境界。
我在设计“盛世华钟”时，想要表达的是人生应对“生命时光”的体悟，让观者在忙忙碌碌的尘世烦劳之中，多一份清静之心、感悟之心。在设计“二十四孝图顶箱柜”时，则是表达对当下“孝教”失落的一种思想。在今年的新作“文斋一号”中，设计的本意是呼唤传统文人士大夫用以寄身修学、“格器正心”的文斋精神的回归。
三、写形得韵
“以形寄韵”“韵生气动”是古人对器具的最高欣赏标准。谢赫在“古画品论”中提出的“六法”，首要便是“气韵生动”，而后才是“骨法用笔”。
“骨法用笔”亦可指我们制器时的工艺标准。
对传统国画的评判，宋代黄休复在《益州名画录》中提出了“逸、神、妙、能”的品评标准。对“逸”的定义是：“规矩于方圆，得之自然，莫可楷模，出于意表。”
陈宝光先生在品评家具时，把“神品”放在最高层次，也许是要表达他对当下中国家具设计还无人能达“逸”品的思考吧。
“逸”即“韵”。此乃无影无踪、最难把握的标准，完全由个人心性修养所决定。它是设计师对世态感悟之后一种自然艺术的流露，强求不得。
在我国明式家具中能达到“韵”境的，也是少之又少。而“韵”寄托于“形”，对器具的“形”把握不准确、拿捏不到位、理解不深刻，阅历与品位均欠缺时，自然就谈不上“韵”了。因此，先立形后成韵，此“形”非彼“形”也。
四、精工精艺
王世襄先生在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中对家具的“种类和形式”“结构”“造形规律”“装饰”“用材”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此乃制器工艺的载体，由古人历代口口相传，在不立文字的民间工匠中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家具制作应有的标准。
《考工记》言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”，合此四者，“然后可以为良”。“天”即是“敬天化心”，“地”即指“承文载道”；“工有巧”则不妨视为“精工精艺”的一种设计与制作精神。又言“圜者中规，方者中矩，立者中县，衡者中水，直者如生焉，继者如附焉”。古代匠人用虔诚之心、虔敬之情，不惜耗时、不吝工本的制器理念，在当代已成为“短缺”。“精工精艺”从另一角度解释，就是一种“制器精神”。若无此精神，则不可能有“精工”与“精艺”的作品留世，也谈不上“器”的概念，充其量只是一件“用具”罢了。
古代家具设计的诸多标准，其实也存之于现代设计之中。国务院于1998年教育部将学科目录的“工艺美术”专业更名为“艺术设计”专业，目的是以设计为制器的先导，把设计概念进行艺术化地提升。让其充分发挥设计工艺价值。把“设计”作为一切器物制作的前提工作，对诸多内在制器工艺要求均从“设计”层面予以解决。唯此，才能真正提高器具的工艺价值，并赋予其生命力，揭示设计的真谛。
五、融境合器
“境”指存放器具的场所与环境。不同的器具，必须有与其相符、与其相合、与其相融的环境匹配时，才能更好地展示其本质的、耀眼的一面。
“明式家具”的发展，离不开“园林”这一展示环境。明中期文人隐逸与园林复兴，是推动“明式家具”发展的一大诱因。反映在当时士大夫居室装饰上，其表现即是“好精华”的追求。除了叠山理水、名花奇石、亭台楼阁的外部环境，更在内部环境营造上，处处显露诗文词赋的文雅意蕴，充分运用罩、栏、格、扇、匾额、楹联、书画，以确保居室环境与室内家具陈设融合无间，体现个人的生活趣味。明计成的《园冶》、清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以及诸多文献中，均指出了与家具配套的展陈环境的重要性，当代“装饰设计”更是成为一门专科。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体，今人在家具设计时不能“断章取义”，进行“裁断式”的单项设计，而应考虑与此对应的内部环境及家具展陈设计，使其作为与家具设计同气连枝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六、配器陈置
虽然把“配器”“陈置”作为传统家具设计“六品”中的最后一项，但其实它在整体设计链中是非常重要与独特的环节。它等同于服装设计中的“点缀品”，食品中的“调味品”某种程度上起着“点睛”作用，所以单列一“品”。
古人对“配器陈设”已作了较多研究，认为于房内陈设相关的配器，可以彰显主人的审美品位与精神追求。因此，“配器陈置”是中国独具的传统文化，并已成为一门“文化绝学”。
这一认识，来自于“一是皆发修身为本”的传统理念。房间是汇集多种文化精华器物的场所，除了家具之外，文人往往在房中陈置不同器物，如“供石”体现的风骨神韵之义；“瓶花”体现的闲逸清雅之情；“盆玩”之俯察地理、远取诸物，引自然大天地于室内小天地的移天缩地之功；“熏香”之怡养性情、安心宁神之效；“造像”之禅思入定意境——它们无一不是中华深厚绵长文化集成在器物上的反映。这些器物在室内与文人朝夕相处，吐故纳新，发展出了中国独有的“文房清供”文化，古人光记载此项内容的就有45类之多。明文震亨《长物志》、屠隆《考槃余事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笺》、李渔《闲情偶寄》等，均对此进行了精辟独到的理论注解，对“文房清供”“器具陈设” “挂画插花”“场景布置”“审美标准”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，形成了引导自明代以来直至今天让我们依然深受影响的理论体系，更在当时形成一门“实用”的显学，促进了各种“器物”的空前发展。
器物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，以不同的功能、多变的造型、丰富的材质，以及繁复的制作工艺，同居家环境，家具布置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生活世界，同时反映了主人的文化、见地、修养和审美趣味，自然也反映了主人的全面修养，所谓“探赜钩深”也！
结束语
撰写此“传统家具设计六品”，主要是有感于当下对传统家具 “文化”理解上的阙如与不足。既然传统家具是中华“文器”，那么，它“文在哪里”，如何“寻文”，又如何让“文”与“器”相互辉映？尤其在传统家具产业大发展的环境下，其文化设计更显捉襟见肘。
此“六品”概念，是对传统家具基础性的“形”与“艺”的上下延伸。前三品提出了“形而上”的标准，也就是文化性的概念探索；后二品则是对“环境”与“陈设”的延伸。六品结合，对传统家具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使其更加饱满。此“六品”的探索性建构，也从侧面论证了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融会贯通，拥有共同的文脉。而不同的相关文化正是我们”家具文化”的润身之母，涵养之源。只有承源接文，相互献化时我们的传统家具文化产业才能更好地滋润生长，生生不息！